榆阳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某接受案件当事人高某贿赂4.7万元承诺尽快执行民事判决。未料后来双方反目，高某将刘某举报至媒体并引发榆阳区纪委调查。此后，高某家人的银行账户收到了4.7万元退款。纪委由此认定，刘某虽有收钱行为，但并无主观故意，且退贿及时，不构成违纪。

　　纪委的调查结论引发高某的极大不满。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司法领域认定的退贿行为需满足一定的构成要件，案发后的退贿行为只能视为减轻处罚的因素，不能因此免责。

　　胜诉方为求尽快执行两次行贿法官

　　2013年4月，被告向原告高某借款230万元，并由两自然人做借款担保人。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担保人拒不还款。原告将二者诉至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原告胜诉。

　　判决生效后几被告均拒不执行判决。原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及保全了担保人名下的两套房产，但法院并未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原告的儿子为此找到该院执行局局长刘某，2014年底在刘某办公室向其送了2万元现金。这一情况记者从榆阳区纪委得到了证实。

　　本以为案子很快就能执行了，但半年过去仍无进展。2015年5月28日，高某又通过亲家朱某联系了中间人刘某某，通过向中间人转账的方式间接向刘某再次行贿2.7万元。但对这一细节榆阳区纪委并不认可。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间人刘某某收到转账后并未将钱转给刘某。

　　但高某的亲家朱某在一段给媒体提供的视频中说，刘某某收到钱后当着他的面给刘某打电话并开启免提模式，说高某又送钱给刘某，希望案子能尽快执行，一会儿就会把钱转至刘某账户。朱某称，刘某在电话那端说“好，好”，并提出执行回来后再拿20%提成。

　　纪委调查结论引争议

　　两次行贿后案件执行依然不顺利。高某称，刘某对此解释说，案件不由他一人说了算，正在走程序。后来又说，由于被告方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已经移交到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按照“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民事判决暂时无法执行了。

　　送出去4万多元却等来了这个结果，高某无法接受开始向媒体举报。

　　当事人展示判决书和举报信

　　2015年11月4日，华商报记者对此事进行了采访。11月8日，华商网以《榆林一官员被举报收钱不办事》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引起了榆阳区纪委的关注并介入调查。

　　2015年11月16日，高某的亲家朱某的银行账户上收到柜台存现4.7万元。中间人刘某某告诉朱某，钱是他存的，刘某一直不同意收受贿赂，早就将钱退给了自己，只是由于一直有事耽误了给高某退钱。

　　刘某某的证言得到了榆阳区纪委的采信。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对当事人刘某、中间人刘某某的谈话取证，证实了刘某虽有收取他人钱财的事实，但并无主观故意，且早已将钱退还中间人，是由于中间人的原因导致退贿间隔时间较长。纪委目前已经初核了结，结论是刘某不构成违纪。同时，案件已经移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调查了解。

　　对于纪委的调查结论高某表示无法接受：“最早的两万元是两年前直接送给刘某本人的，如今出了事却通过中间人退回，把责任完全推给中间人，这不是赤裸裸的逃避纪律和法律制裁吗？”

　　退贿就能保住乌纱？

　　退贿保乌纱在法理上能找到一定依据。《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一位检察机关人士认为，对该规定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即使是参与制定《意见》的人也对该规定存有不同意见。结合反贪侦查工作实际，该规定对“及时”不加限定，有放纵犯罪之嫌，对反贪侦查工作存在一定误导。

　　一位北京律师告诉记者，退贿分为上交和退还两种形式。上交即交给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退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如果行贿人给的是现金，应该直接退还给行贿者本人现金，并有可靠的第三人在场；如果对方直接转账存进个人账户，最好还用转账的方式转回到对方的账户。无论如何还，最好保留有直接或间接证据，以备后需。

　　结合本案该律师认为，行贿人分两次行贿，一次为直接一次为间接，退贿也应该分开进行——直接收取的直接退还，间接收取的间接退还。更为重要的是，受贿人一定要在案发前退贿才能免责，而本案中媒体介入后行贿人才间接收到退款，应认定为迫于压力的行为。至于将延迟退款责任推给中间人，需要更多的第三方证据支持，比如通话记录、转账记录等，仅凭对当事人和中间人的谈话取证就做出结论很难保证客观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