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讨论新常态、在防范金融风险、在探讨经济转型的时候，往往会迷失于复杂而又坚硬的现实问题的丛林之中，而忽视了中华民族延绵5000年的最具战略意义、最伟大、最丰富的资源——文化艺术资源。放眼世界，这一丰富而又独一无二的文化艺术资源，正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虽然我们的产业界、我们的社会精英们，还有不少人认为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但砚文化的践行者们，凭着对砚文化的热爱与发展的理念，凭着一种使命意识，发起“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推出大型展览展示，出版大型画册，先行一步，不断在奔走呼吁，推进砚文化向纵深发展。

刘红军中将、欧阳中石先生为“百刹砚”题字

我们知道，迄今已有五六千年历史的砚台，是举世公认的文房四宝之一，可以说，它见证及参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生发与发展，并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象征之一。同时，砚台作为文人与书斋中必备的用具，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中一个独特的艺术品类。据研究者考证，从新石器时期的“研磨器”，到秦汉时期的“研”，再到唐宋以后的“砚”，经过历代工匠、文人、艺术家、收藏家、鉴赏家不断探索、开拓、创新，砚雕技艺与文化也不断成熟。特别是宋明之后，尤其是清代，由于不少文人雅士在小小一方砚台上释演文心，遣怀寄情，勒铭绘事，从而使得一方砚台融入了绘画、诗歌、历史、书法、篆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集历史、文化、艺术、欣赏、研究、收藏、使用等价值于一身，特别是“传万古而不枯，历劫难而如常，流千年而永存”的文化品格，更使其成为具有独特的民族审美趣味与风格的综合艺术品，建构起了很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市场价值，进一步提升了砚的综合价值。砚文化被誉为中华文化艺术殿堂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资源与财富。

草庵寺 68cm×68cm  韩光森作于2011年

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其辉煌的历史已深深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记忆中了。但我们必须正视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钢笔、铅笔和圆珠笔等书写工具的相继出现，使砚这个为人类服务了几千年的文房之宝逐步退出了使用的历史舞台。特别是互联网、通信技术、信息处理与管理技术的不断融合，媒体融合与传播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人们的知识生产也面临重大转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砚及其文化渐渐淡漠，以至于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或是一种文化记忆。也许正是这种距离，当人们在追寻文化的精神家园时，砚及其文化的价值不断被发掘。而砚文化的不断兴起与发展，又使得砚这一承载文人墨客“文心”的案头人造“自然”，再一次面对艺术、文化的融合。面对当代文化语境及审美文化的不断变迁，砚文化在新时期不仅面临文化、艺术内涵的再注入与整合，不可避免的是，砚文化的价值重构问题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

飞来寺 68cm×68cm  韩光森作于2011年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砚文化在传承与出新发展的过程中，正在由文人、文化人的“圈子”文化，走向具有大众美育功能的社会文化。砚文化、砚艺术正在走出把玩、书斋而走向展览、大众与社会，甚至砚文化产业也在不断升温。于是，砚文化的行业协会、美术馆、博物馆、研究院，各种展览、研讨、出版等活动不断展开，因为人们基于一个共识：砚文化的发展前景广阔。

尼玛泽仁先生为百刹砚云居寺题写楹联           张飚先生为百刹砚水帘寺题写楹联

其次，为充分挖掘中华砚文化资源，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砚文化在新时期的发展既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也更需要文化工程来推动。我们不仅仅需要砚文化、砚艺术的传承及优秀作品的涌现，更需要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态的艺术、文化、市场与产业形态的文化工程，形成合力，规模化、社会化、大众化地来推动新时期砚文化与艺术的不断发展。其中，“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工程。

百刹砚之大明寺砚

“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在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刘红军会长倡议的“砚台兴亡，匹夫有责”的砚文化精神的感召下，秉承“科学设计与艺术表现的和谐性、形式多样与内容丰富的统一性、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的认同性、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实现的双向建构性”的原则，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设计者韩光森先生，“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策划人、意门国际美术馆馆长黄中,百方古刹端砚的两位主刀大师黎铿与杨焯忠专注投入，为“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的创作积累了经验，贡献了新的思想元素，为这个历史性文化工程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选择古刹与端砚的文化视角，用意颇深，是人文与自然符号的又一次交融。据专家考证，从唐代起，甘肃南部的洮砚、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和河南洛阳的澄泥砚被并称为“四大名砚”。其中，端砚之料取于广东肇庆，“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纹理绮丽，加工技艺复杂，工序繁多，要求因材因石施艺构图，精心推敲题材、立意、构图、造型、雕法，以保持端砚的古雅、朴实、形态自然的艺术特点。为此，其地位日隆，为我国石砚之首。由此可见，“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从三个向度上建构砚文化的当代格局：一是以古刹与端砚为主线的人文与自然融合的砚文化名品体系;二是以研究、展览、出版、推广为主线的文化名牌传播体系;三是以中国画、书法、雕刻为主线的艺术名人体系。这一砚文化当代格局的建构，可以说是开启了当代砚文化发展的大门。

百刹砚之湛山寺砚

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砚文化是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需要下大力气对砚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与传承，深刻地把握与认知砚文化的传统，同时，我们更需要在砚文化的发现、传承与传统的认知发展过程中，融入时代精神与当代审美元素与理念，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更加开放、自信与理性地重塑、重构砚文化的价值体系，为进一步丰富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发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

最后，我们必须关注砚文化发展的未来。我们在努力推动砚文化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及文化，在深挖传统、做好传承的同时，赋予砚文化以时代的鲜活的生命力量，让传统的砚文化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融入当代审美文化，成为传统文化艺术走向现代、走入当代的一个标示性案例。因为在文化发展的形而上的欢呼中，我们更需要砚文化践行者这种苦心探道的精神与脚踏实地的实干。

我希望，“中华百方古刹传世精品端砚工程”是一种开始。

(西沐，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产业智库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包商银行文化金融顾问、包商银行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导师,潍坊银行艺术金融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