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发出了中国声乐走基层、歌声唱响中国梦的倡议。其实前年我就已经开始做了。在很多地方演出的同时，我为当地学校公益讲课。很多人说这讲一节课得多少钱啊。我说分文不收。”
2012年11月14日，周发猛应邀到旬邑演出，并主动提出为旬邑职教中心的学生们讲课，作为海政文工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北京现代管理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院长、公众眼中的高音教父，周发猛的这堂课让孩子们非常惊喜。孩子们兴奋的笑脸、对声乐艺术的渴求令周发猛深为感触，从此他开始了公益巡讲巡演之路。
9月7日，“中国声乐走基层、歌声唱响中国梦——大明宫建材家居之夜·周发猛情系故乡师生公益演唱会”将在西安交通大学体育馆举行。在这个中秋节前夜、教师节来临之际，周发猛将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感恩故乡，为家乡父老带来一场艺术盛宴。“发猛回来，是向乡亲们做业务汇报”周发猛说。
放牛、拔猪草，走哪儿唱哪儿的吼娃子
“喊声呦，故乡……喊一声、喊一声、喊一声，故乡……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让我日夜向往。这里山歌醉人，这里茶园飘香。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爱的家乡。”这首《喊一声故乡》由周发猛作词作曲演唱。在每个人的心中，故乡都是最美的，生长在安康市汉滨区花园沟村的周发猛，还为故乡写了一首歌《巴山汉水情》。
“小时候我妈还有隔壁邻舍的人都叫我吼娃子。无论放牛、拔猪草我是走哪儿唱到哪儿。有时候唱起歌来忘了劳动，妈妈就说你一天就知道唱，别人睡觉你也在唱，你就不怕别人烦你。”提起童年往事，今天的周发猛开心大笑。
“我爸喜欢唱安康的花鼓，周围还有很多人唱紫阳民歌也唱得非常好。再加上安康流行的汉剧，这一切对我影响很大。”影响周发猛走上声乐道路的还有村里到处安装的高音喇叭，“我小时候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村里人干大寨田、修水渠，高音喇叭天天放歌。我端个小凳子坐在院子听。《红星照我去战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包括陕北民歌《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我那时就喜欢听这些。”
18岁时，周发猛参加陕南民歌大赛，在安康获得第一名。随后又代表安康参加陕西省职工声乐大赛获得全省第三名。直到现在，周发猛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参赛曲目《山妹子》《三峡情》。“获奖之后，我觉得我还行啊，我也有了勇气去走声乐这条路。”周发猛说。
从售票员到文艺兵，两首歌改变了人生方向
《红星照我去战斗》、《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演唱者分别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和蒋大为。周发猛以全军第一的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后，李双江成为周发猛的老师。也因为一次特别的机缘，这两首歌改变了周发猛的人生方向。
“很早我就接了父亲的班，成为安康市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名售票员。正因为跟车卖票，18岁时，我遇到了音乐道路上第一个贵人——安康师范的音乐老师李运泉。”
小小售票员的周发猛时常一路卖票一路唱。有一天，一位和爸爸一起坐车的少年告诉周发猛，自己的爸爸是教唱歌的，他的爸爸就是李运泉。“下车的时候，我和李老师主动搭话，我说您是教唱歌的，你看看我唱得怎么样？”
周发猛跟随李运泉来到他家里，在李老师家，他第一次见到了钢琴。“以前我连脚踏风琴都没见过。我给他唱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同时还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完两首歌之后，他说发猛，你也许不用再去卖票了，你的实力将有可能走进西安音乐学院或者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通过上大学改变你的命运。”
在李运泉老师鼓励和指导下，卖票的同时发奋学习的周发猛连考了三年，终于在1989年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同时也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艺术系。
“来西安音乐学院报名的时候，大门口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艺术团招生的海报。我爸参加抗美援朝打过仗，从小听他讲军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因此我对军人一直有一种崇拜。海报上要求招的是大学毕业生，我还是想去试试。如果能成为一名军人那该有多好。”周发猛赶到当时在陕西省艺校设立的考点，负责招生的人不给他报名，“他们说只招西安市户口的。我就请求对方，我说老师我交5块钱报名费，哪怕让我唱一句，你们听一听，我就知足了。”周发猛一亮嗓子，把招兵的评委打动了。唱完后他们又让周发猛再唱一首，两首歌后，部队领导当即决定当天下午就将周发猛带走。“我没来得及和家人没打招呼，放弃了上大学，当天下午一点多就坐上了火车，跟着部队到青海西宁去了。”周发猛说。
打破铁饭碗，一个男人做事不能优柔寡断
当时兰州军区后勤艺术团在西安招7个人，但是一直没有发现一个好的男高音。周发猛去考，一下子就被看中了。部队领导对周发猛很重视，马上派人来安康给他办手续。走的时候不仅父母坚决不同意，家里姐弟几个也闹得不可开胶。“我当时在安康市汽车公司已经有9年工龄了。那个时候一个农村孩子走到城市有一个铁饭碗、有一个城市户口就非常不错了。当时顶父亲的班到安运司的时候我大姐二姐都想去、我也想去、弟弟妹妹当时还小。作为我父亲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叫谁去合适呢？最后父亲说抓阄吧，谁抓上谁去。我母亲说那不行，儿子将来是要给我们养老的，这个工作必须给我儿子。在我母亲的坚持下这个工作就给我了。结果我把这个工作扔掉去当兵。我走的时候安运司的领导说，发猛你要想好。你走了再回来就没工作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多大的抉择啊。”
那一刻周发猛感到难以面对亲人，“我走的时候母亲和我说，儿啊，你能不能不走。我的姐弟们都认为我脑子有病。在他们看来你一个农村孩子还能干什么。我们把工作给你了，我们还是农村人，你却把工作白白扔了。”周发猛走的时候姐弟们没有一个人去送他。只有父亲跟着他走了很远很远，“他喊了我一声‘猛娃，你等等，我有话和你说’。父亲是难舍我就这么离开他们、离开这份工作。我还是坚持要走，最后父亲说你想好了。我说，爸，你放心。我今天既然选了这条路，走错了怪我自己。爸，你保重身体。当时我爸一下子坐在地上失声痛哭，我含着泪拧身走了。”这一步迈开了周发猛的军旅歌唱生涯，“一个男人做事不能优柔寡断。既然选择了，我就没想过我这一生再回去。”
艰难求学，凭一股猛劲儿坚持下来
到部队演出之后，周发猛发现自己的基本功还差得很远。因为没有方法，几首歌唱下来嗓子就哑了。部队领导看他天赋很好，将他送到西安音乐学院学习一年。带周发猛的柴俊芳老师那段时间心脏不好时常住院。因为一次听课，周发猛认识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沈湘教授。和沈湘教授联系后，周发猛决定到北京学习。“那是1991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我背着铺盖卷坐上了火车。”坐在火车中，周发猛忍不住泪流满面，“那时我是一个小兵蛋子，偌大的北京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到北京后，沈湘教授帮周发猛联系到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学习声乐。第一次通话后金铁霖和他说回头再约。当时，部队发给周发猛的生活费和津贴加起来只有七八十块钱。囊中羞涩的他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木头椅子上睡了十几天。这段时间，他约了金铁霖教授多次总是约不上，索性直接闯到金铁霖教授家里，金铁霖发现这小伙嗓子挺好，就收他为徒。
那时候金铁霖教授一节课三十几块钱，周发猛很快就交不起学费了。在中国音乐学院饭堂吃饭的时候，周发猛遇到了一位老师马淑明。“她看我经常坐在角落里吃饭，就过来问长问短。看我只吃土豆丝就给我碗里夹肉。马淑明老师还问我为什么不吃肉，我只好说肉不好吃。”当得知马淑明一节课只有10块钱，周发猛欣喜的请马老师教他，马淑明教授还特别为他开绿灯只收8块钱。
学习的过程中周发猛遇到很多困难，他凭着一股猛劲儿，硬是坚持了下来。没地方住，中国音乐学院正前方是一片老百姓的平房，有一间里外堆满蜂窝煤的房间最便宜，周发猛就住了进去。“一刮风，屋里的煤灰呼呼乱飞，回到房子，冷得我直接上床把被子裹在身上。”
在周发猛的这段北漂生活中，家里只有十几岁的妹妹每隔一段时间给他写封信鼓励。学习试唱练耳、乐理时周发猛差了200块学费交不起，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他给妹妹写了封信，让妹妹帮他向同学借钱，他豪迈地向妹妹承诺：“今天哥哥向你借200块钱，以后哥哥还你400块钱。”很快妹妹就将200块钱寄了过来。没想到又过了一段时间弟弟给他来了一封信，将他臭骂一顿，“弟弟说哥你混得今不如昔。你如果混了几年还是这么个名堂，不如回来得了。”周发猛从弟弟的口中得知，他借钱的时候父亲和妹妹都在生病住院。这段往事周发猛时常向朋友提起，每次提起时这位一米八零的西北汉子都是热泪盈眶，“我恨不得那时候飞回去给爸爸端杯水、喂点儿药，握一握妹妹的手，鼓励一下她。弟弟对我一顿挖苦，说了很多话。在当时差点击垮了我的斗志。”
从战士破格提拔为少尉军官，终于敢回家过年了
很多年后，周发猛提起当时部队的张政委、邵科长、杨科长等领导时都是充满了感恩。在他心情跌入低谷的时候，邵科长曾到北京出差，顺路到学校来看他。“他听完我唱歌，说发猛你进步很大。你好好学，等回部队以后争取为你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领导鼓励后，周发猛觉得自己不能放弃。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当时中国音乐学院对面有个小报亭。他就跑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报摊老板正好想找一个会骑自行车的人每天去取北京晚报然后卖掉。“我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到亚运村邮局去取北京晚报，很厚一沓，等卖完天都黑了，每天报摊老板给我两块八毛钱。我天天骑、天天取，风雨无阻。再大的雪、再大的雨我从来没有空过一天。我骑的自行车破得除了铃不响，其他地方都响。”提起这段卖报郎生活，周发猛爽朗地笑了起来。
钱还是不够用。周发猛找房东给他介绍工作。房东说钱多的工作有，但是太累。在房东介绍下，周发猛去给汽车装沙子，一天能挣10块钱。他觉得挣得挺多的，心里很高兴。没想到干了两天就累得感冒发烧。挣了20块钱，看病打针花了100多块钱，只好又去卖报。
那几年贺卡很流行，周发猛在报摊老板那里了解到北京有一个批发贺卡的地方。他就自己去搞批发。“我就在北太平庄摆地摊，卖袜子、卖鞋垫、卖贺卡。每天都能挣十几块。我还背个小挎包，带着贺卡到学校门口去卖。我慢慢学会批发袜子，给商店送袜子。慢慢地，我一天能挣二十几块钱了。”
很快学习期满，部队招他回去。在闲暇之余他又拜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原团长韩玉杰为师继续学习声乐演唱，当年周发猛在全兰州军区的比赛中拿到了第一名。部队把他从一个战士破格提为少尉军官。
对于这段自我奋斗的历程，周发猛说，吃得苦中苦才能尝到甜中甜。“在此之前我是不敢回家的，那年春节，我穿着军装回到家，父亲拿着我的军官证反复看来看去。我看着他的眼睛，父亲在笑。父亲觉得我这个儿子还是有出息的。姐弟几个也都过来和我一起吃饭了，这时候家庭也和睦了。”
小师妹韩红喝酒很厉害，几个小伙子都喝不过
一个人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虽然是军官但是没有学历，周发猛决定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1995年，他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很多人开着奔驰宝马带孩子去考试，我住在离军艺很近的科工委的地下室里。考前姐姐打电话问怎么样，我说估计没戏。发榜的时候，我看到周发猛排名第一。当时我流着泪给家里报喜。”
在新疆演出时周发猛接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通知书。这时候周发猛已经是25岁的大龄学生了。与他同一个班的是后来的著名歌星韩红，“韩红是我的小师妹。她现在在空政文工团当副团长。韩红挺好玩。她性格比较粗犷，她喝酒也很厉害，有啥事，就粗着嗓子师哥那么喊。”在周发猛眼里，韩红特别有天分。在学校他们经常和老师李双江出去演出。演出结束后一起喝酒聊天，周发猛说他们几个小伙子喝不过韩红。
毕业后，周发猛被分到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然而，他还是和北京有着不解之缘，2001年，他被调往北京，进入海政文工团。这时候，周发猛已经30多岁。第二年他就被部队任命为歌队的教导员以及党支部书记。当上中层领导的周发猛发现搞专业和当领导很难两全，刚到北京时，电视台的各大晚会节目组时常邀请他，结果很多次对方都安排好了，到录像的时候他要么开会要么带歌队下部队演出，将对方搞得措手不及。“干了多年队领导，现在年龄一天天大了，社会阅历也多了。我希望想把自己优秀的东西传给我的学生。在唱歌之余专注于教学。将我总结的解决高音的方法，传授给喜爱声乐的学生们。带领他们一起走基层、将中国民族声乐带进老百姓的生活中。”周发猛说。为掌握更多音乐知识周发猛又再度走进了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在导师徐墩广教授的指点下顺利的取得了艺术硕士学位。
猛歌歌很猛，人也很猛
记者问：你被业界称为猛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周发猛：有一次我们部队下基层演唱，正在演出时剧场突然停电了。这种时候观众容易乱起来，那时我想应该用歌声来吸引大家。剧场里一片漆黑，很多战友打着手电筒给我当追光，我连着清唱了七八首歌。后来我们部队领导就说周发猛你不仅人很猛歌也很猛。干脆你就叫猛歌得了。战友们当时都喊起来了，猛歌、猛歌。就这样慢慢叫开了。我的歌比较高亢，气势很猛、不过人还不太猛（大笑）。
问：陕南民歌给人的感觉比较婉约、柔美，这种风格让人很难将你和安康人联系起来。
周发猛：这源于我从军多年。军人在任何地方都要站如松、坐如钟。唱的歌也都是积极向上的、为基层连队鼓劲儿的歌。所以不能软绵绵的，不能唱着邓丽君的歌去打仗。从军二十几年，把陕南汉子那种柔情似水的东西变成军人的粗犷。
学生经常来吃住，让孩子们在爱的环境下成长
记者问：你帮助过很多学生，比如帮助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李应霞上大学。有些学生初到北京没有落脚的地方，你便留在家里管吃管住。凭着一己之力做这些，你有过感到疲惫的时候吗？
周发猛：为孩子们做这些和我过去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好心老师的帮助。现在我的经济情况好了，我不想让孩子们再重复我过去求学的那种难。也希望能够借此将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再缩短一些，让他们在爱的环境中好好学习。
记者问：学生到你家里去可能去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到疲惫的时候吗？
周发猛：这要看你怎么想，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些学生不就和我过去一样了吗？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呀。从我来说，我是把学生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孩子们有成就，老师脸上也就有光彩。很多学生经常在我家吃在我家住，我这个人喜欢朋友。学生们来得越多我越开心。有时候一下子来二十几个学生，只好分几桌吃饭。孩子们远离父母，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孩子们是记在心里的。同时也是通过言传身教让他们思考今天我们的老师对我们是这么爱。今后我们当了老师了，该如何去爱学生。
记者问：你和学生会不会一起过节？
周发猛：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我正在西安演出，我专门从坐飞机赶到北京和他们一起吃苹果联欢。第二天一大早我又飞回西安。当时我正在西安演出。孩子们也都非常优秀，刻苦学习，用他们的努力争得了荣誉。有的孩子在亚洲的声乐比赛中获奖、在英国皇家声乐比赛中获得金奖。还有骆驼强子在星光大道上获得大奖。刘少峰在中国红歌会上获得金奖，等等学生的成功是对老师最大的回报。
音乐没有第一，高音教父只是别人的称呼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倡导“中国声乐走基层，歌声唱响中国梦”？
周发猛：我倡导中国声乐走基层是为了践行十八大大精神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走向基层，走近百姓。而中国梦在我看来就是民族之梦，细微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梦想。我们的学生们也有他们的梦想。他们梦想走上舞台，把他们的歌声唱给广大老百姓。现在很多演唱会明星一场演出费就几十万，门票动辄上千块钱，门槛太高，老百姓看不起。因此我要带着我的学生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免费公益献唱，将美好的歌声奉献给大家。
记者问：从前年开始，你每到一个地方演出就会举行公益巡讲，给当地的音乐爱好者讲授音乐知识、传授提高高音的方法。这些往往是需要付很高的学费才能够学到的。你这样做会不会有同行说你破坏行规？
周发猛：一个人做事就免不了被人说。但是只要行得端走得正、做的事情对社会有益，对得起自己一身的荣誉、传递正能量，那么做自己的事，让别人去说去吧。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积极支持、参与进来。
记者问：你被誉为中国高音教父。这个称号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对这样的声音，你怎么看？
周发猛：我觉得高音教父也好、高音老师也好或者什么高音的伯乐也好只是一个称呼。只是让人们知道，他可能教什么教得好。这样的称呼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是媒体和学生对我的尊称。但是我觉得自己还达不到。北京电视台《最美和声》节目，陶喆被称为音乐教父，这也不过就是个称呼而已。在声乐界没有谁是第一。就算是帕瓦罗蒂也只能说他唱的比我们普通的歌者更完整一些而已。
学生们叫我老师、恩师或者师父我觉得更好一些。同时也鞭策我不断努力，继续刻苦钻研声乐艺术，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和这么多年的演唱总结的发音方法为孩子们高音的解决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公益演唱，将美好的歌声献给广大百姓
记者问：你的微信里绝大多数是参加的各种演唱会的信息，只有一条你晒自己轻松时刻泡杯茶坐在花园阳伞下。歌唱家往往很难是生活家。这种轻松时刻对你来说多吗？你是否会调整自己让生活逐渐慢下来？
周发猛：试图想过。人生很累，累中也尝到了甘甜的滋味。我也问过自己什么是人生的顶点？我的家人都劝我注意身体。如果我没有倡导中国声乐走基层、没有到音乐舞蹈学院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们成长我今天会非常轻松。我把自己折腾得很累。你看微信里面，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在那个城市。要么当评委、要么走基层、要么演唱、要么讲课去了。但是肩上有这份责任，既然倡导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既然教了那么多学生，就要扶上马送一程。在我的累中孩子们走向成功了、更多的老百姓听到歌声了。一个人累换得更多人微笑，我想这也是值得的。
记者问：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结束这种状态？
周发猛：我想在我走不动了、我唱不动了，可能我会结束走基层。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会呼唤我的学生们继续去走下去，用我们的歌声去唱响中国梦。
记者问：9月７日，你和学生的大型公益演唱会全国巡演的首站将在西安举行。这场演唱会将在哪些方面体现公益性？
周发猛：所谓公益就是不通过售票获取任何收益。基本的费用支出方面有大明宫实业集团董事长席有良先生等爱心企业家的支持。演出时间安排在9月7日，既是中秋节的前夜又即将是教师节。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在我的家乡陕西，我和学生将自己最好的歌声献给辛勤的园丁们、工作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清洁工、农民工以及广大的市民。我们把演出地点定在西安交大体育馆，可以容纳3600多人。虽然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爱心是无限的。只要需要我们，我们也会分成小组，进入校园、企业义务演出。（ 文/李伟伟 张龙 张慈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