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在陕西省建筑构件厂团委工作，读报读到“恽代英”时，读成了“恽（hun)代英”。在座的席政说：“小马，那个字不读hun。”不读“hun”读什么？席政没有说。他是为我留点面子。他后来成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司令，看来还是有缘由的。
　　
　　我是个好面子的人。读报结束，各团支部书记都回了基层，我却坐不住了，赶紧拿出字典查了起来。当然读什么大伙儿已经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但自尊心让我羞耻了很长时间。那会儿《中国青年报》每期都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地方，登载“容易读错的字”。我便顺手剪了下来，压在玻璃板底下，认真读，认真记。时间久了，玻璃板下全是“容易读错的字”。满满当当。
　　
　　我自此发现，有些好学的人来了，看见玻璃板下这些字，会认真地看上一会儿，而有些人则不然，熟视无睹。我那时由于喜欢自学，颇受教育科长赏识。另一位也在机关工作的青年说：“他在团委，有时间。”教育科长是个直性子，不像席政批评人那么委婉，他毫不留情地对那位青年说：“你没有时间？”
　　
　　是啊。大家都在机关工作，都是八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都一样。一个有时间，一个没时间，显然是借口。关键是你把时间用来干什么？ 　　中国汉字量大，读不准或者容易读错，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像我这样热爱文学，又当过十年杂志总编，时不时爱查一下字典的人，仍然会经常出错。那年去商洛，说到“商山四皓”，我就读成了“商山四鹄（hu)”。同行的张敏娜女士当场指谬，令我面露赧色，一时无颜。类似这种错误，心理学上叫“识记不准”，就是第一次没有记准确，以后则会屡屡读错。这种错误还不好纠正，因为它不是不认识而“音”着读，读半边，而是根本没有认识，此字认成了彼字。这是心理学问题，有后天形成的习惯，也有先天遗传的不足。当然专业文字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错了就是错了，脸红到臀部也不能寻找理由。
　　
　　记得李建军曾批评一位名家将《祝福》写成了《祥林嫂》，这位名家的朋友为其开脱，说“祥林嫂”是主要人物，可代表《祝福》。
　　
　　人们知道祥林嫂是鲁迅书中的人物，但并不等于书名就是《祥林嫂》。因为翻遍《鲁迅全集》，都是找不到《祥林嫂》这部书的。
　　
　　这是常识性错误，但也是错误。过去出版社的校对都有标准，差错率不允许超过万分之一。现在出版比较混乱，这方面不严格，校对水准低下，像这种常识性错误都校不出来，结果让名家丢了人。 　　不过话说回来，校对不是万能，有些错误还是要作者去提前消灭。我过去当主编时，有个编辑的稿子经常出现错别字，我批评他，他便找借口说，有校对哩！我说，校对的依据是你编的稿子，你错了，他也就错了。校对的水准并不一定要在编辑之上，校对也不是百科全书。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编正确了，他校不出来，是他的错，但他根据你的稿子校过了，错了便是你的错。
　　
　　据说现在有些名家是批评不得的，身边有一帮打手，动不动就要拍人家砖头。中央不能妄议，名作家跟着也就不能妄议了。其实这是一种歪风。记得上写作课时，老师说过，如果你还有错别字，或者行款格式不规范，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作家。现在当然是个文字的乱世，不能较真。如果放在民国，你能混下去吗？不要说当什么名作家，就是当个普通作家恐怕也难。
　　
　　其实做文字工作久了，都知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你如何对待错误。有人问傅山：“你写字靠什么？”傅山说：“所恃者中气，所持者敬谨。”文字工作者其实也要有这种“敬谨”精神。手头经常放一本字典，或者多问问老师或同事。许多专业性的东西甚至还要求教专家。搞书法的人，难度比一般人更高，繁简要区别，不能混用。繁体字一字多义，不能混淆。这看起来很难，但只要勤快一点儿，不懂的或弄不准的，查查书籍或字典。养成这个“举手之劳”的习惯，错误或许就要少很多。
　　
　　我的许多错别字或常识性错误，就是通过不停地查阅相关资料，才巩固下来的。有些人爱说自己记忆力差。我认为也是借口。如果还没有到失忆的地步，那你就要继续坚持查字典，一直查到失忆为止。
　　
　　古人云不耻下问。现在许多人连上问都懒得问，甚至拒绝指谬。你给他指谬了，他便认为是与他过不去，让他难堪，丢了人。闻过则喜，在他那里，简直成了文过饰非。
　　
　　当然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也倒罢了，但他是个名人或更大的人物，事情就会变的复杂起来，其影响面就要广泛的多。这让我想起了猴子的屁股。它蹲在地上的时候，人们是看不见的，但爬到了高处，就暴露无遗了。
　　
　　2019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