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3日）

  习远平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立80周年，是文化艺术界、戏曲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我母亲齐心特意委托我代表她向戏曲研究院建院80周年表示衷心祝贺，并向参加今天纪念活动的各位嘉宾，特别是各位艺术家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陕西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三秦大地更是一块艺术的沃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从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到关中分区成立的八一剧团，从一开始就在传统艺术中注入了红色基因，创作改编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极大丰富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抗战斗志。

 

　　我父亲出生于陕西富平，从小就喜欢秦腔和阿宫腔等陕西地方戏曲。传统戏曲艺术中表现的中国传统美德，弘扬真善美，颂扬正义、颂扬英雄等剧中的情节，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早期党员、进步作家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描述了一位父母双亡的少年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而我父亲也是父母早亡，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相同的境遇，这对他参加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投身革命之后，无论是创建陕甘根据地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他都十分重视用进步文艺影响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斗志。1939年，在他主政的关中特委就成立了关中剧团，这个剧团以后又与赵伯平伯伯等人创办的七月剧团、关中警备旅的关警剧团合并为八一剧团，在当时创作了《大上当》《新考试》《祁半仙》《抓壮丁》等针砭时弊的现代秦腔剧目，在陕甘宁边区产生了广泛影响。赵伯平伯伯等人以后又改编创作了秦腔古装戏《三滴血》，反对投降主义的《民族魂》，批判分裂主义的《石达开》，在这些剧目的改编和创作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拉着我父亲去看排练和演出，民众剧团的创始人柯仲平、马健翎与我父亲产生了革命的友谊。对秦腔艺术的共同关心和爱好，也直接促成了50年代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成立。

 

　　我父亲十分重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常常鼓励文艺工作者以“讲话”作为指导创作的方针，鼓励他们创作面向生活面向群众的好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秦腔易俗社由民办改为公办，西安市领导同志邀请我父亲参加交接仪式，我父亲一走进会场，看见写着“西安市接管易俗社庆祝大会”的横幅，就批评说，不能这样写，“易俗社”是进步的文艺团体，我们共产党现在是接办，而不是接管，接管是对那些敌产而言的，我们要把易俗社接过来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这让当时在场的易俗社老艺人们深受感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常香玉在我父亲的支持鼓励下，率“香玉剧社”全国巡演，向志愿军空军捐赠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战功，现陈列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1952年底，我父亲被任命为国家文委党组书记(主任是文化泰斗郭沫若先生)，稍后又担任中宣部部长，直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后来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及副总理期间，也一直关心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发展繁荣。他和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鼓励和动员下，尚小云先生举家迁往西安定居，担任陕西戏曲学校校长，为陕西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早在1924年鲁迅先生就对秦腔给予了“古调独弹”的美誉，为了让陕西地方戏曲艺术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繁荣，我父亲和杨明轩、汪锋、马文瑞、张奚若、贺晋年、张邦英、高登榜等同志一起，安排由陕西戏曲研究院两个剧团和易俗社组成的陕西赴京演出团，到北京演出了《赵氏孤儿》《游西湖》《梁秋燕》《窦娥冤》《曲江歌女》等一批优秀剧目。在这期间，我父亲邀请了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观看演出。

 

　　1959年国庆十周年期间，在我父亲的关心下，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和易俗社组成的陕西省戏曲演出团，再次带着秦腔剧目进京演出，盛况空前。毛主席后来开玩笑地说，仲勋同志你为什么不请我看戏呢？你还欠我几出秦腔啊。刘少奇主席也为没看到《梁秋燕》而感到遗憾。中国京剧院院长马少波伯伯生前问过我父亲，为什么当时没请毛主席、刘主席看戏，我父亲说一是两位主席太忙，二是希望等这些剧目打磨更成熟之后再请他们看。可见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中国戏曲艺术十分关心和喜爱。

 

　　除了秦腔之外，我父亲也同样关心陕西的其他地方戏曲剧种，让文化部出面邀请豫剧、眉户戏、碗碗腔、阿宫腔、同州梆子进京演出，得到首都各界群众和文化艺术界的欢迎和好评。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戏曲艺术在上世纪80年代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我父亲在这一时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文化工作也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下，我父亲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85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携新编秦腔历史剧《千古一帝》赴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我父亲观看了演出，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对创作谈了自己的看法，有批评也有鼓励。

 

　　1986年，我父亲到陕西视察工作，观看了省戏曲研究院演员训练班的一台折子戏演出，包括《盗仙草》《悟空借扇》《鬼怨杀生》，他在接见主创人员时高兴地说：“你们的戏改得好，方向对，路子正，秦腔就要这样改，不改不行，改得没有秦腔味不行，乱改也不行，你们这样改就改得好，既有秦腔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我看了很满意。”

 

　　1998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立60周年，我父亲当时已经85岁高龄，他在深圳欣然写下“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家乡地方戏和戏曲研究院艺术事业的深切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虽然是河北人，但她参加革命后，长期在西北战斗和生活，同时也深受我父亲的影响，对秦腔艺术情有独钟，对戏曲艺术十分热爱。“文革”动乱期间，我随母亲下放河南黄泛区农场西华“五七干校”劳动，当时常香玉大师遭受迫害，也在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们继续保持着难得的友情。在我父亲生前和去世以后，我母亲一如既往关心老一辈戏曲艺术家和他们后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常问寒问暖。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立80年来，不忘初心，继承先贤遗志，弘扬延安精神，坚持价值引领，将地方戏曲艺术深深根植于广大群众之中，演出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戏曲作品，在全国赢得了广泛赞誉。在此，我代表母亲齐心，向戏曲研究院建院80周年表示衷心祝愿，祝愿你们为新时代创作更多优秀作品，为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