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  西班牙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由中国文联派员陪同，北外一名西班牙研究生充当翻译，来到西安。他们提出要和陕西作家对话，这样我们也就凑了七八个人，赶到客人下塌的皇城宾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营垒分明，双方分宾主坐定。

    一开始气氛就闹的有点紧张。西班牙作家首先介绍了他们的人，计有某主席，某著名作家，某著名剧作家等等。陕西方面也是这么个介绍法，不同的是，在介绍时，增加了一项，比如某某人获过某某奖，某某获过某某获之类。

    大约这奖项说得有点多，而介绍者又面露得意之色的原因吧，那位瘦瘦的，大约七十岁以上高龄的西班牙作协主席有些不高兴了。他有些不礼貌的打断了介绍，说获奖这一项就免了吧，因为在西班牙，光文学奖这一项，就有几千种，每个西班牙公民，只要你有一点小钱，且有这个嗜好，都可以自己设个奖，玩一把热闹。

    这位主席还说，在西班牙，衡量一件作品是否重要，那要看他的书的印数。他还拿自己做例子说，他的书印数高达200万册，所以他是目前活着的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

    我在一旁，这时有些不高兴。尽管我对介绍者那样絮絮叨叨地介绍获奖，觉得有些小家子气，且对中国文坛的评奖，到底有多大的公正性，也保留看法，但是，现在看到西班牙作家如此轻蔑中国作家，于是打断了该主席的话。

    我说，区区200万册，在中国，是个稍微有实力的作家都可以达到的印数，至于那些重要的作家，他们的印数可能达到千万册以上。比如今天在座的省文联主席李若冰先生，他的《柴达木手记》当年几乎成为一代人的教课书，中国有10亿人，你说这印量该有多大呀！还有过世的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它们的印数都该在千万册以上的。

   我这话说的有根有据，把主席先生给呛住了。他面露不悦之色，张了张口，不再说话。

    既然这次对话的主旨是中国文学与西班牙文学的交流，那么下来双方介绍各自国家的文学和对对方国家文学的了解。叫人吃惊的是，西班牙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在座的，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位当代作家，而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他们仅仅知道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和他的“床前明月光”。

   　我们则对他们知之甚多。我们中一位年青作家，甚至能将当代西班牙的几位重要作家，悉数点来。

    我那天带了几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客人。那是一本叫《古道天机》的长篇，在小说中，我塑造了一位陕北高原上的骑士式人物张家山的形象。在书的题记中，我写到：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额头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令人想起西班牙苍凉高原上那个唐吉诃德的形象。只是较之唐吉诃德的年代，我们的张家山已经没有马可代步了，所以他的深口布鞋上沾满了泥土。

    　我以唐吉诃德这个话题开头，接着谈到美国现代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描写西班牙的《阿尔罕伯拉》，法国作家梅里美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卡门》，以此作为我对西班牙文学，对那个遥远国度的敬意。

    正当我谈到，卡门的形象，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象时，席间的那位唯一的西班牙女作家，一位身穿红色夹克，风姿绰约，大约年龄四十岁上下的女性，突然尖叫起来。“我就是卡门！我就是卡门！”说完这话后，她过来热烈的拥抱我。我有些架不住，赶紧座下来，点上烟。

    原来她也叫卡门。在西班牙，大约叫“卡门”的姑娘很多。

    　翻译介绍说，这个卡门也是一位作家。除了作家的身份外，她还是在座的西班牙作协主席的夫人。听了这话，我瞅了一眼作协主席，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于是我决心再逗一逗这老头。

    作协主席的名牌半袖衫的口袋上，整整齐齐地别了四支笔。我故作仰慕状。我问主席，这些笔是干什么用的。见我问话，作协主席来了兴奋。他拔出第一支笔来说，这是签字笔，为读者签名时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二支笔，说这是航空笔，飞机上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三支笔，说这是铅笔，写小说时打草稿用的。最后抽出第四支笔，说这是眷写稿件时用的。

    我决心玩一回幽默。我先卖个关子。我介绍说中国有位相声大师叫侯保林。候老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他说过许多相声段子，其中有个段子就是关于胸前别四支刚笔的故事。

    候宝林说，在我们中国，那些胸前别一支钢笔的人，通常是小学生，这一支钢笔表示他已经开始学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两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中学生，两支钢笔表示他已经相当地有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三支钢笔的则是大学生，是大文化了。那么，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是什么人呢？

见主席先生正在洗耳恭听，脸上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我稍作停顿，说，在我们中国，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修理钢笔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已后，那位作协主席则颓然地坐在那里，脸上的光采消失了，半天，他说：“在我们西班牙，修理钢笔这个职业已经早就没有了。大家都富有，钢笔用坏己后，顺手就仍掉了！”

    主席可能平日在西班牙是个职高位显、养尊处优的人物，平日大概很少有人敢和他这样开玩笑。我见主席脸上有些挂不住，有些尴尬，于是赶快解释说，候老先生这是东方大智慧、东方大幽默，纯粹是逗人一笑，主席先生千万不要介意。

    主席见我这么说，脸色和缓起来。不过，他显然是对我心存介蒂的。记得那次吃完饭，送西班牙作家上车时，主席早早地钻进了车里，甚至和我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他大约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尤其是在年青的卡门面前。

    我的话显然起到了作用。他们觉得遇到了对手。刚才那种君临天下的坐姿消失了。那位鼓掌最凶的西班牙作家，还隔着桌子给我递过来一只雪茄。“古巴雪茄！”我说“古巴雪茄！”他点点头。

    下来我说，中国作家对西班牙文学知之甚多，这说明中国作家的谦虚和广纳百川的胸怀，那么，西班牙作家对中国知之甚少，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欧洲中心论在作崇。欧美文化己强势的姿态出现，视别人的地区的文化为边缘文化，并且在冷战结束己后，悄没声息地在完成着它的文化侵略。

    我的话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共鸣，同时甚至引起了西班牙作家的共鸣。西班牙作家说，处在欧洲边缘的他们，同样地也感受到了这种文化侵略的来势汹汹，他们其实也一直为保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努力着。他们还举影视为例，说国家对美国好莱坞影片的进口，采取限制制度，以发展本国的影视业。

    至于文学，西班牙是怎样扶持的呢？主席说，西班牙大约有两万个图书馆，如果有好书，重要的书，但是销量不行，那么，将由国家出资，买上两万册，分送到各地图书馆去。这样即帮助了作家，又扶持了严肃文学。

     话题后来又转到了所谓的“宝贝系列”上，大约是因为畅销书这个话题，令在坐的人想起了那些“上海宝贝”“广洲宝贝”这一类型的书。西班牙作家说，在他们西班牙，目下也正流行这一类文学，且在年轻人中销量颇大。西班牙将这种文学称为“潮湿文学”。为什么叫“潮湿文学”呢？他们说，这种书只能用一只手捧着读，另一只手则腾出来去干事情，一会儿工夫，下身就潮湿了，所以叫“潮湿文学”。

    对于宝贝文学或潮湿文学，我则没有那么刻薄。我说我前一阵子见到过上海的棉棉，我以前辈作家的口吻对她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的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对话中还响起一次掌声，那掌声是缘我而引起的。

    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西班牙剧作家，突然冷不丁的提出一个问题，他问，你们中国是怎样培养作家的。这话问的突然，也叫人不好回答。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问文联、作协这些机构，作家班、文学院这些机构对业余作者的发现和培养问题，但是我故作不知，这样回答他——

    我说，我们中国天津有一位大作家叫孙犁，他说过一句天才的话：作家是生活本身培养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西班牙作家齐声鼓掌。而那位剧作家，从此以后，脸色通红，局促不安，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然，我们中那一位剧作家，也说了一句傻话，他问，在你们西班牙，剧作家是由剧院发工资，还是国家发工资。这话一出，西班牙作家不依不饶了，他们说，通常，是剧作家在自己家里造好剧本，然后去找剧院自荐，而最多的情形是，剧作家自己搭一个班子，依照剧本选演员，然后把剧本搬上舞台。

    我得承认，这些西班牙作家都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作家，这从谈吐中你能立刻感觉出来。因此那天确实是一次势均立敌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感到自己比写一片文章还要累。而我的那些谈锋所向，赢得了西班牙作家的尊敬，叫他们记住了西安这地方而不敢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