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将股权抵押给外资投行后股价大跌，蒙牛乳业大约4.5%的股权可能落入摩根士丹利手中。于是牛根生泪水汪汪的恳求国内“兄弟们”救援，以免民族品牌归于“外寇”。据说，“江湖大佬”群起响应，演奏了一曲民族精英共御外敌的悲歌。这不是故事，而是正在行进中的真实表演，只不过这种江湖气息暴露了中国商业文明仍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的原始形态。

    诸如宗庆后、牛根生等人以民族情感博取同情，进而以道德模糊信用，这是对商业信用文化赤裸裸的破坏。现在商业文明的基础是契约文化，每个人以及每个企业都必须为自己的信用负责。作为蒙牛乳业，选择在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上市，意味着股权的国际化，极其分散的股权结构也明示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外资收购。因此，牛根生的民族大义令人质疑。

    经“救助总动员”，很多朋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驰援现金，问题在于，这些人大多数有上市公司创始人或管理人的背景，如此巨款是其个人财富还是上市公司出纳？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曾经的创始人现在只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之一或管理人，而不是其私人所有，其所投投资行为必须经过董事会同意。而商业规则中也绝没有不讲风险与收益的“情感投资”。

    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各司其职，但中国企业管理存在着严重的角色混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大批私营企业，出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两种单一所有制形态，而国有企业实际所有者缺位，造成国有与私营两种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事实上的统一，这意味着企业治理上的专权。进入新世纪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分别走向同一方向，即进行股份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其中很多企业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此时企业的所有制发生根本变化，不管是否控股，权利已经归属董事会，而原来大权独揽的经理(厂长)或企业主，则成为公司的经理人(代理人)。

    但是，悠久的企业专制文化令现代企业治理架构形同摆设，那些转换角色后的厂长或企业主们，仍然延续原有的专断作风，形成事实上公私不分与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内部人控制。这显然是缺乏遵守职业操守的代理人文化，也是对契约的漠视。例如，深南电B没有经过正常决策程序，任由个别领导以绝对权威与美国高盛集团签订石油对赌协议，险酿大祸。

    不仅是代理人文化的严重缺乏，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也越发罕见。中国企业家在艰苦的创业之后，往往失去进取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在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竞争激烈，一个新的现象是，很多企业家不再专注于专业或多元化扩张，而向风险投资或财务投资转移，赚取快钱，成为投资家(或金融资本家)。例如朱新礼欲卖掉汇源，表示专注投资，虽然间接的鼓励了创业，但是，这些企业家却更没有理由谈论所谓的民族企业。

    当前的经济困局，集中暴露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经理人的契约精神与道德操守的恶劣，如浙江出现企业主逃逸潮，这是企业对员工与债权人权利的漠视，不以“破产”这种合法的市场退出机制，而是转移资产并一跑了之，将责任抛给政府和社会。如果说华尔街人过于贪婪酿成大祸，那么，危机下的中国经理人与企业家所表现出的是毫无商业文明的蔑视规则与道德信用的缺失。